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裁决披露的信息，David Williams QC和David Mildon QC虽然都叫 David，但是并无合作关系亦无私交。相比之下，本案中 Crawford 和 Sands 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。Sands是否会因为需要表明自己的独立性而对Crawford的论点更为苛刻 、参与作出Hrvatska v Slovenia裁决的David Williams QC会否对这样的安排有不满的想法，我们无从得知，但从情理判断，仲裁员要通过裁决来自证清白的心理还是有可能存在的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投资者不仅仅在指定仲裁员这件事情上面要谨慎，在聘请律师一事上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实际上，通过阅读裁决或者仲裁员发表过的文章、演讲便能够判断仲裁员对于某一些安排的态度，而这些信息很多都是公开的，在作出重要的决定之前都应该充分地搜集资料，以免不必要地给仲裁庭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对于最近争议比较多的“double-hatting”（律师在另一个有相同或相似法律问题的案子中担任仲裁员）以及“大律师事务所的奇怪制度”尤其需要注意。世界那么大，何必一定选他？避免仲裁员和代理律师之间出现可能的利害冲突，不仅是仲裁员的责任，当事人也应小心谨慎。
3. 仲裁过程以及庭审中的失误
除了以上的问题，平安在提交书面意见和庭审过程中也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。
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到平安最强的主张是，新约第 10.2 条仅排除了已经进入司法或仲裁程序的争议，剩下的所有争议都由新约管辖。但是平安在庭审中却承认了 新约第10.2 条没有就已经通知但并未进入仲裁程序的争议作出安排（裁决第227段：“As the Claimants accepted at the hearing, Article 10(2) is simply silent on the disposition of such disputes”）。虽然庭审的具体情况我们无从得知，但是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无疑是对平安极为不利的。
此外，平安在提交了对管辖权异议的书面意见后，又分别提交了Martin Tornberg 先生的书面证词（witness statement），比利时就此提出异议，认为该书面证词应该在平安提交上述书面意见的同时提交（裁决第31段）。Martin Tornberg先生是平安的战略发展及投资董事，其书面证词应当是比较容易准备的。虽然仲裁庭最终接受了该书面证词，但是仍然反映除了平安在仲裁过程中容易犯一些小错误。
在复杂的仲裁案件中，裁决结果出来之后往往很容易判断当事人的失误，而这些失误在当时有可能受限于信息渠道、时间、资源等等，又或者有特定的原因，这些考虑非当事人和律师不能得知。由于仲裁裁决披露的信息有限，不能排除平安当时的决定和其所采取的策略是有其他原因的。本文旨在以平安一案为例，讨论申请人尤其是中国申请人在投资条约仲裁中需要注意的问题，供投资者和律师参考。
三、平安的仲裁出路
仲裁庭认为其不宜在裁决中裁决中讨论平安是否还能按照1986年旧约获得救济的问题，但是提出了以下三个看法（裁决第209段）：
(1) 根据旧约第10.3条，书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能友好解决时，有关征收、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的补偿额的争议，可按投资者的选择，或提交接受投资缔约一方国内司法解决； 或直接提交国际仲裁，而不诉诸其他任何手段； (2) 根据旧约的14.4条（夕阳条款），对于旧约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，旧约的规定自其终止之日起十年内仍然有效； (3) 旧约并未终止（expire），只是被新约取代（此处仲裁庭引述了新约的10.1条）。
在本案仲裁裁决发生效力并且未被撤销的情况下，平安利用新约继续仲裁的道路已被封堵。因为平安与比利时政府之间的实体争议并未解决，平安是否可以另辟蹊径利用旧约再度申请仲裁？下面讨论与此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。
1. 旧约的效力
本案所涉的投资是在旧约终止前作出的，这个双方并无争议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旧约被新约取代的情况是否属于14.4条所规定的条约终止（expire）的情况，如果不是，则十年的规定不适用。
本案的仲裁庭认为条约的取代不属于14.4条规定的终止情形。当然，这个看法只属于“observation”，并没有约束力。
比较尴尬的是，仲裁庭的这个看法，实际上是和平安的看法一致的。在交换书面意见时，其中一个双方争论的问题是平安是否在旧约下有救济。比利时指出，根据旧约14.4条，如果平安已按照1986年条约第10条的规定发出通知，则争议解决程序已被启动，平安可以继续在旧约下（裁决第151及208段）提起诉讼或仲裁。同时，比利时亦主动表明平安仍可于比利时的法院起诉（裁决第210段）。
